原标题：石家河遗址与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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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馆员，武汉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组组长、中华文明探源之石家河项目负责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两周专委会副主任，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主持的京山苏家垄遗址、枣阳郭家庙墓地分别获得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著有《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等专著，发表《石家河遗址：持续见证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曾国世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等论文多篇。

石家河出土的玉凤

谭家岭城垣

石家河出土的玉璧

石家河出土的玉鹰

图1

图2

图3

图4

长江中游地区最大史前城址聚落

今天的讲座是与大家交流一下，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遗址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石家河周边呈半月形分布有17个城址，包括大悟土城、安陆王古溜、孝感叶家庙、黄陂张西湾、应城门板湾、应城陶家湖、天门笑城、天门龙嘴、荆门城河、荆门马家垸等，这些城址大一点的达70万平方米，小一点有几万平方米至20多万平方米不等。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曾入选“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等。

距今约5500~5000年，石家河人筑成了面积为22万平方米的谭家岭古城，谭家岭古城是石家河遗址的核心，其周围有环壕和城垣遗存。

石家河遗址前后时间跨度长达2000多年，可以分成三个文化期，第一个时期是油子岭文化，第二个时期是屈家岭文化，第三个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后一个时期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肖家屋脊文化，以前也称它为后石家河文化。在第一个时期的代表是谭家岭城，第二个时期的代表是邓家湾城，第三个时期的代表是石家河城。

后来我们在石家河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古城，其规模明显小于之前的石家河大城。从周代制度来说，其城市大小都有规制，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而关于石家河地区的西周古城，我们目前做的考古工作有限，它的布局还没有确认，周边的大型墓地等也没有找到。就目前城址范围内的考察结果来看，石家河地区是没有明显的商代遗存的。

石家河城址的衰落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导致古代城市发生变迁存在多种因素，通过考古发掘，我们注意到石家河晚期大约是距今约3700年前，这个时间点已经进入了夏的纪年。石家河城址的衰落存在多种因素，其一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包括水系统的变化，以及交通的变化。具体到石家河，就是当时的长江水系的变化，以及当地农业手工业的富饶程度等，都会导致城市的变化。

而我们目前推测，石家河城址衰落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时中原王朝的权力变迁。商代时期和西周时期，包括再往前的夏王朝，各地城市的发展，和这个王朝的战略布局有很大关系，比如王朝会着力向哪个方向发展它的势力，就会在这个方向的地域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湖北武汉的商代盘龙城遗址，西周在湖北的遗址就更多了，包括曾国楚国的遗址等。所以我们通过考古发掘观察到，商周时期的中原王朝是沿着长江发展力量的。商朝时期的势力范围还没有发展到石家河地区，其影响力有限，因此可能就没有占领并持续发展石家河地区。因此随着石家河城址衰落，这个地点就被放弃了。石家河衰落以后，商代的石家河地区就逐渐在一段时间里荒废成了废墟。而到了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控制南方就搞了“汉阳诸姬”，分封了众多小诸侯国。我推测石家河地区发现的西周古城可能就是其中某个小国的国都，我估计周人初来这里所见也是一座废墟，随后周人在这里筑了一座周城。

玉器与陶器昭示的文化交流

石家河出土的多数玉器，表面都有精美的线刻、勾连图案，有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并普遍使用了减地阳刻工艺、浅浮雕线刻工艺等，类型丰富，形态优美。

石家河的玉器出自瓮棺，当时考古人员在清理瓮棺时，玉器全部出自这里。这是有点儿奇怪，因为在这之前的石家河并没有瓮棺葬的做法，这种做法应该是此前北方的风俗，比如河南洛阳王湾遗址、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等地曾有出现，石家河以前曾经有过瓮棺葬，但是一般是用来埋葬孩童的，而石家河出土玉器所在的瓮棺是用来葬成人的，两个大瓮盖靠在一起，玉器都是出自这里。

当玉器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现以后，很多人就猜测石家河的玉器是从哪里来的。在发掘中，我们在一个瓮棺里面发现了玉器的废料以及一个石英钻头。既然出土了玉器废料和加工用的工具钻头，就说明石家河的玉器确实是在本地生产的，如果史前时代人们只是把成品从外地带来石家河，那么就不会在瓮棺中出现废料和工具。而加工玉器的玉料则肯定是来自外地的，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玉料可能来自西部地区，诸如甘肃、新疆等地，因为这些玉料的质地太好了，我们本地也没有这样高品质的玉料出产。

我记得石家河的玉器是在1954年第一次发掘出土的，出土的玉器非常精美，超乎想象，比如出土的玉鹰，它的嘴是活动的；还有玉龙，这种C形的龙造型比较接近红山文化，这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先民文化交流的特点；还有一个玉凤凰，工艺娴熟、造型成熟，现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这些玉器在4000年前无论是在构思上还是线条的运用上都达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高度。因此当时的先生们看了之后认为这样的玉器应该是西周时期的作品，当年发考古简报的时候也说的是石家河出土了西周的玉器。

后来湖南的孙家岗出土了一件石家河文化的凤冠，它出于土坑之中，跟石家河的瓮棺葬又有所不同。这是两种不同的葬式，而且不同的葬式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族属，这种差异的背后是有很多文化因素的。

比如说石家河出土的这个玉人（图1），是石家河玉器的标志之一。这个玉人眼睛很凸出，而且是有獠牙的。这其实就是石家河先民对神的一种造型，它的一些造型其实表达的是先民的传统观念，比如说我们要表现千里眼的能力与众不同，先民可能就认为既然要表现眼睛能看得到千里之远就要在造型上把眼睛突兀出来。獠牙造型的出现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古代先民观察到老虎等猛兽都是有獠牙的，因此会对獠牙的强大产生一种敬畏，那么在制造玉人的时候就会把獠牙的造型也放上去，相当于将玉人神格化，让它拥有獠牙一般的强大力量。先民的这种行为逻辑，其实就跟大家关注的三星堆出土的凸眼器物一样，从年代上来说，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出现在4000年前，比三星堆要早六七百年。有人认为三星堆可能是外星人遗迹，其实它不是外星人遗迹，它就是中国人的。需要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是神庙属性的，那里出土的器物造型并不是人本身的直接写照，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就跟现在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千手观音造像是一样的，现实生活中当然不会真的有一千只手的人存在，但是通过千手的造型，造像表达出来的是观音法力无边这样一个愿望。基于同样的认知逻辑，三星堆的先民把器物造型更夸张化了，把眼睛、耳朵的造型做了更夸张化的处理——更凸出的眼睛才是千里眼，更夸张的耳朵才是顺风耳。我们再来观察石家河的玉人，它的冠两侧有一对鸟的形象。长江流域的先民是特别关注鸟的。先民认为天是神秘的，而鸟是可以飞上天的，所以鸟类在先民的视界里是特殊的，鸟类之于上天，就有一些后来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的概念了。

这里我再提供一张照片给大家参考，这是之前提到的湖南孙家岗，那里出土的玉人（图2）。它跟我们介绍的石家河的玉人的造型几乎是一样的，也有冠和一对鸟（一只断裂），只不过它的造型更加夸张，眼睛更加凸显，獠牙上下都有，它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这个玉人出现的年代大约是4000年前，推测那时已经进入夏的纪年。

石家河出土的玉人，除了这类神化的之外，也有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造型。我认为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就是夸张化的神，还有一种普通人的造型，比如说这个同样是石家河出土的玉人（图3）。这个玉人的形象比较严肃，推测可能是一个地位重要的王或者一个军事首领，先民可能认为这个人非常值得纪念，也希望这个跟他们联系很密切的人能够持续保佑他们，所以才制造了这个人像。这说明石家河文化已经慢慢形成了两个体系并存，一个是神庙中祭祀神灵之用的，一类就是先民敬畏的首领之类，三星堆也有类似人的造型，也是隐隐约约存在着类似的两个体系。

石家河也出土了一些玉璧，也有玉琮，属于比较简单的造型。考虑到以玉石文化闻名的良渚，按一般说法是在距今约5300~4300年前，而石家河文化中玉的出现已经是在4000年前的石家河晚期。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传播过程中已经处于晚期，同时也存在逐渐减弱的情况，但是良渚文化对石家河文化是有影响的，或者说是有关联的，它们分别处于长江上游下游，交流是比较频繁的。

石家河出土玉器中另外一种有特点的器物就是牙璋。想必大家都知道，玉牙璋是距今约3850~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而玉牙璋在石家河的出土，也说明石家河同样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当然，从目前来看，二里头文化跟石家河文化之间到底是怎么衔接的、持续了多长时间，这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中原文化对石家河地区的影响。

从考古发掘来看，石家河出土的玉器都是比较小的，没有大件，之前我们推测玉料可能来自西部，正是因为路途遥远玉料相对比较珍贵，因此玉石都被加工成小件，充当坠件或者挂件，来彰显佩戴人的身份地位。

在过去，包括我个人在内，大家的基本认识是在石家河出现了众多玉器的时期，石家河大城就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是通过近期的考古发掘工作来看，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发现，在后石家河时期或者说肖家屋脊时期的玉器时代，石家河大城仍旧在使用，而且还在往外扩张。为什么当时的石家河玉器如此发达？现在来看，是因为那个时候石家河大城不仅很大而且还在使用，这也证明了当时石家河文化十分发达。但是随之新的问题也出现了——曾经有很多先生提到“禹伐三苗”之事，他们继而指出，石家河大城很可能是先民所称的“三苗国”都城。既然大禹攻伐三苗，为什么玉器还可以这么发达呢？这里我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文献记载的“禹伐三苗”，说的是大禹最终靠德政降伏了三苗。我们在石家河遗址考古现场的观察也佐证了这个判断，在山西清凉寺遗址考古人员观察到了史前战争暴力的存在，但是在石家河遗址我们没有观察到这类存在，当然，要实现考古资料跟文献记载一一对应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在石家河遗址观察到的祥和，至少可以说明文献中记录的“禹伐三苗”不一定就是大禹大军南下。这种观察同时也能佐证，后石家河时期玉器为什么如此发达，并且影响范围如此之大。

从考古发掘来看，肖家屋脊出土的陶器跟中原文化特别是王湾三期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石家河出土的陶器数量非常大，达到百万件级，这也说明了石家河大城的规模之大。石家河出土的另外一类重要器物就是数以万计的陶塑，包括陶塑人偶、陶塑动物等。这些陶塑造型生动活泼，堪称美术作品。这些陶塑跟玉器大致同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石家河文化中艺术特别发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在国内其他地区也有相似的器物对应，比如陕西榆林石峁出土的玉虎、玉鹰就与石家河的玉虎、玉鹰相似，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也都能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找到对应，学界目前对这些对应关系的先后顺序还存在争议，但是这种对应已经足以证明，这些地区生活的先民之间存在文化交流。

考古中的科技运用

接下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做的考古工作。现在所有的文明探源，科技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们在石家河发现了先民的房屋遗址，我们就给它做一个考古方舱进行覆盖（图4）。因为南方雨比较大，遗址又是土质的，我们如果不做一个方舱覆盖遗址的话，一旦下雨就无法工作，而且下雨对土质遗址也有冲刷作用。

方舱后面是现场实验室，我们在现场做浮选，浮选后我们就拿到实验室去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这些年来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不是大家原来想象的那种模式了。我们现在把考古发掘的方舱和各种科技仪器配套在现场，同步进行科技考古。这些技术的采用，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获，包括对遗址古代地形地貌、水环境、有机物残留等都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我介绍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新闻。那就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小口尖底瓶。它出土以后很长时间里大家都认为它是先民用来打水的水器。结果后来经过科技考古，包括有机物残留分析、陶器制作分析等，发现之前判断错误，它并不是水器，而是酿酒用的器具，它是令我们后人非常惊讶的7000年前先民使用的酒器。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考古工地是多学科合作常态化的工作面。比如我们浮选后的材料，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进而判断石家河先民的农业状态以及他们的食物结构。通过科技考古，目前我们判断，石家河遗址农业种植应是以水稻为主，同时兼有少量旱地作物粟，此外还有豆科植物的利用。浮选未见采集获取的野生植物资源，可见石家河时期农业生产是人类主要的生业形式。从张家湾遗址植硅体分析来看，当地以水稻为主，有粟类、块根块茎和豆类等植物，还发现了小麦类，也说明与北方存在交流。大家都知道粟是古代北方作物，但是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发现它在石家河时期已经到达这里了。那么粟是怎么来的呢？可能是交流来的，也可能是本地有种粟的地方，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不过这已经可以帮我们确定，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确实存在交流。从考古发掘来看，我国最早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交流就是在仰韶时代。这个判断以前就有，三峡大坝那里有一座中堡岛，我们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就出土过仰韶文化的陶器，而科技考古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我国古代先民交流的更多证据。

到目前为止，石家河遗址还有众多谜团需要我们进一步工作去揭开。比如，石家河遗址中的水环境问题、高等级建筑问题，以及其玉器、陶器的文化交流具体情况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演讲人：方勤 演讲地点：南京博物院 演讲时间：2023年3月）